纽约没有贺守山。
明霞高中毕业时，文革已经接近尾声。她毕业后进了工厂，贺守山身上的担子终于轻了。
没几年又恢复高考，紧接着改革开放，日子一天一个样。贺守山为了供明霞读大学，承包了一个小煤矿，没两年就成了乡里的第一个万元户。
庙儿沟通电了，贺守山做了一件别人看来不可思议的事。他花了可以娶一个媳妇的钱，买了台电视机回来。
贺守山喜欢上了看电影，没事儿的时候就看，信号不怎么好，能不能看到电影还得看运气。光影在他脸上明了又暗，他仿佛能闻到麦秸垛的清香，又想起和陈墨生躺在上面时，说过的话。
电影真的是个好东西，贺守山在里面看到了很多他想象不到的事物。
只是有时候会上当，上个月他还在为一部电影里的一个小人物的惨死而彻夜流泪。下个月发现那个让他哭了好几个晚上的人摇身一变，在另一部电影里又成了一个威风凛凛的军官。
那时候的观众还没有学会面对电影时要有“配合欺骗”的自觉，但贺守山不为感情受骗而恼怒，只是觉得那个小人物没死真好。
改革开放后，日子越来越好，吃饱不再是奢望，甚至还有余钱。别人说有钱了去北京看看，贺守山也说去北京看看。
到了北京后，他都去了哪儿呢？去了什刹海、龙潭湖庙会、地坛。天安门没去。
别人都说他怪，去了北京居然不去天安门。
贺守山也不说话，照样只去这几个地方逛。什刹海真的不是海。
有一次他在什刹海遇到了李俊英，那天炙热的阳光细碎得好像云母片，贺守山在树底下被李俊英叫住。
她表情惊喜，问：“贺守山，是贺守山吗？”
贺守山说是。
距离他们这第一批知青离开庙儿沟已经十几年了，彼此都是大变样，只能隐约看到过去的影子。
李俊英穿着薄纱的格子连衣裙，头发梳得溜光油滑，身边带着个十来岁的女孩儿，分明就是小一号的她。
太阳亮得晃眼，李俊英笑着站在那里跟贺守山说话。
“来北京逛啊。”
“啊，来北京逛。”
“庙儿沟人都好吗？”
“都好。”
“你老婆身体还好吗？”
“过世了。”
李俊英哟了一声，收敛脸上的笑，沉默下来，不知道说什么。
贺守山笑呵呵的，看了看她身边的女孩儿，问：“这是你闺女？”
“我闺女。”
“跟你长得像。”
“都这么说。”
正好是中午，李俊英非要邀请他一起吃午饭。
贺守山连忙拒绝：“不不……”
李俊英打断他的客套，爽朗道：“别跟我客气，你不知道，当年在庙儿沟，我们女生没少偷你家的柴火，今天算我还当年的债吧。”
于是贺守山笑了。
李俊英想请贺守山吃烤鸭，带他去了和平门的全聚德。
包厢里，贺守山问：“你现在在干什么呢？”
李俊英：“我现在当医生，在医院上班。”
接着她又说了些其他人的情况，当教授的，当官的，当工人的，做生意的，还有两个在国外。
贺守山问：“宋松涛呢？”
李俊英：“他啊，娶了个高干家的女儿，现在都当部长了。”
贺守山看不出她脸上有什么遗憾的神色，有些事真的过去太久了。
烤鸭味道真不错，李俊英教他怎么蘸酱，怎么卷起来，贺守山吃着，问：“陈墨生现在干什么呢？”
第19章 庙儿沟
1984年，北京，烟袋胡同。
贺守山在床上醒来，床上只有他一个人，陈墨生不见了。
院子里，杨大伯和杨大婶两口子也已经起床，正在吃早饭。杨大婶一边喝汤，一边问：“那个陕西的，他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杨大伯摇摇头，低声说：“闹不好是脑子的问题。”
杨大婶又私私窃窃地问他：“你昨晚在他门口，真听见他在哭啊？”
杨大伯吃的豆腐脑，说：“是啊，一边哭一边说话，就是听不清说的什么。”
“昨晚在铺子里吃饭的时候就这样，一个人点那么多菜，坐在那也是又说又笑自言自语，问我要两只酒杯，还把酒往地上倒。”
杨大婶：“昨晚回来后，我也在窗外听见他自言自语，弄不好真是脑子有问题，唉……”
吃完饭，她把桌上收拾了一下，就出门了，去火车站方向揽客。关门时，门轴转动拖出长长的唱腔。
贺守山坐在床上，看着狼藉的桌面，两只空酒杯放在上面，被阳光照得反射出刺眼的光。
这是1984年的阳光。
这一年，柏林墙尚未坍塌，非洲大饥荒持续恶化，英国煤矿工人大罢工，苏联十月大阅兵，成了解体前最后的辉煌。
这一年，中国成功发射东方红二号卫星，五星红旗首次插上南极，许海峰在洛杉矶奥运会上为中国斩获首枚奥运金牌，张明敏演唱的《我的中国心》传遍全国。
1984年的地球上发生了好多事，中国处于腾飞的预备阶段，到处都是欣欣向荣的激昂气象。
而对于这一切，对于这个近乎崭新的世界发生的一切，陈墨生再也没有机会知晓。
全聚德的包厢。
贺守山：“陈墨生现在在干什么呢？”
李俊英怔住地看着贺守山，凄然道：“你不知道吗？墨生已经死了，死在纽约。”
陈墨生在纽约的十几年，长期笔耕不辍，始终致力于向世界介绍中国文学，最后因长期伏案写作积劳成疾，三年前在寓所溘然长逝。
他死后，友人整理他的遗物，发现了一份手稿，不忍其被埋没，联系出版社出版了，书名叫《庙儿沟》。
李俊英他们知道这个消息后，把当年知青中还在北京的都叫出来聚了聚，算是陈墨生的追思会。
如今大家都有了自己的家庭事业，散落在社会各阶层，共同话题其实不多，但只要提起插队时光，就有说不完的话。在大学当教授的不文气了，坐机关的也不端着了，或坐或卧，就像又回到了庙儿沟那口窑洞。
刻骨铭心的一段记忆，总会在某个时候翻江倒海，冲破理智的长堤，在岁月里泛滥成灾。
他们说到陈墨生，谈到他的英年早逝，谈到他遗作中那个秘而不宣的爱人。
他们从回忆去找那人的线索，竟都不知道那是谁，记忆中陈墨生从没有和哪个女知青或者村子里的姑娘走得近。
于是他们认为，那只是陈墨生在那段贫苦岁月中的浪漫幻想，是他作为作家的虚构本领，是他重病弥留之际进入了虚实难辨的含混珍域。
大家都为陈墨生的死感到难过，说他还那么年轻，不到四十岁就死了。
当时李俊英喝着酒，觉得这事儿真奇怪。
不到四十如果死了，别人会说你还那么年轻。可如果还活着，别人会说你已经不年轻了。
早就不年轻了，他们这代人被时代的洪流裹挟，大半生全消耗在无谓的动荡和困顿中。如今人到中年，谈起过去只剩无尽的感慨。
只有那片黄土高坡万年不变，看什么都淡然。不知道它还记不记得十多年前，曾有一群青年闹哄哄地来过，在它那里奉献了自己最宝贵的青春岁月。
贺守山也读了《庙儿沟》，他认识的字不多，明霞在旁边就问明霞，明霞不在家自己查字典，居然也读完了。他知道陈墨生写的那个人是自己，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国内出版社用的是“她”。
人无法幻想出认知以外的事物，他幻想中和陈墨生的交谈，素材都来自这本书。
书中有一个词让贺守山觉得很陌生，他问明霞：“地铁是个啥？”
明霞：“地铁就是地下铁路嘛，就是，就是火车在地底下跑嘛。”
1984年9月，北京开放了地铁2号线，全长23公里。
其实北京在1965年就有了地铁，不过那时地铁还是战备工程，不是公共交通。
直到2号线开放，北京人也没用把地铁当公共交通。大家出行都骑自行车，街上私家车极少，公交从不堵车，票价昂贵的地铁并不是人们的出行选择，更像是景点供人体验。
贺守山买了票，也坐了一回地铁，他真的想不明白火车为什么能在地底下跑。直到他坐在座位上，听着地铁运行的咣当声响。想着陈墨生，也曾这样在地球另一端的地下穿行。
地铁飞驰带出呼啸的风，像一声隐于黑暗的绵长叹息，贺守山突然忍不住哭了起来。
陈墨生，这一辈子怎么这么难啊……
贺守山这趟来北京确实是办护照，他记不清这是第几次来北京申请护照，每次都被拒绝。这时候出国的人只有两个原因，留学和公干，资料复杂，手续繁琐。
他想去美国，其实几乎算是一个天方夜谭般的臆想。
明霞高中毕业时，文革已经接近尾声。她毕业后进了工厂，贺守山身上的担子终于轻了。
没几年又恢复高考，紧接着改革开放，日子一天一个样。贺守山为了供明霞读大学，承包了一个小煤矿，没两年就成了乡里的第一个万元户。
庙儿沟通电了，贺守山做了一件别人看来不可思议的事。他花了可以娶一个媳妇的钱，买了台电视机回来。
贺守山喜欢上了看电影，没事儿的时候就看，信号不怎么好，能不能看到电影还得看运气。光影在他脸上明了又暗，他仿佛能闻到麦秸垛的清香，又想起和陈墨生躺在上面时，说过的话。
电影真的是个好东西，贺守山在里面看到了很多他想象不到的事物。
只是有时候会上当，上个月他还在为一部电影里的一个小人物的惨死而彻夜流泪。下个月发现那个让他哭了好几个晚上的人摇身一变，在另一部电影里又成了一个威风凛凛的军官。
那时候的观众还没有学会面对电影时要有“配合欺骗”的自觉，但贺守山不为感情受骗而恼怒，只是觉得那个小人物没死真好。
改革开放后，日子越来越好，吃饱不再是奢望，甚至还有余钱。别人说有钱了去北京看看，贺守山也说去北京看看。
到了北京后，他都去了哪儿呢？去了什刹海、龙潭湖庙会、地坛。天安门没去。
别人都说他怪，去了北京居然不去天安门。
贺守山也不说话，照样只去这几个地方逛。什刹海真的不是海。
有一次他在什刹海遇到了李俊英，那天炙热的阳光细碎得好像云母片，贺守山在树底下被李俊英叫住。
她表情惊喜，问：“贺守山，是贺守山吗？”
贺守山说是。
距离他们这第一批知青离开庙儿沟已经十几年了，彼此都是大变样，只能隐约看到过去的影子。
李俊英穿着薄纱的格子连衣裙，头发梳得溜光油滑，身边带着个十来岁的女孩儿，分明就是小一号的她。
太阳亮得晃眼，李俊英笑着站在那里跟贺守山说话。
“来北京逛啊。”
“啊，来北京逛。”
“庙儿沟人都好吗？”
“都好。”
“你老婆身体还好吗？”
“过世了。”
李俊英哟了一声，收敛脸上的笑，沉默下来，不知道说什么。
贺守山笑呵呵的，看了看她身边的女孩儿，问：“这是你闺女？”
“我闺女。”
“跟你长得像。”
“都这么说。”
正好是中午，李俊英非要邀请他一起吃午饭。
贺守山连忙拒绝：“不不……”
李俊英打断他的客套，爽朗道：“别跟我客气，你不知道，当年在庙儿沟，我们女生没少偷你家的柴火，今天算我还当年的债吧。”
于是贺守山笑了。
李俊英想请贺守山吃烤鸭，带他去了和平门的全聚德。
包厢里，贺守山问：“你现在在干什么呢？”
李俊英：“我现在当医生，在医院上班。”
接着她又说了些其他人的情况，当教授的，当官的，当工人的，做生意的，还有两个在国外。
贺守山问：“宋松涛呢？”
李俊英：“他啊，娶了个高干家的女儿，现在都当部长了。”
贺守山看不出她脸上有什么遗憾的神色，有些事真的过去太久了。
烤鸭味道真不错，李俊英教他怎么蘸酱，怎么卷起来，贺守山吃着，问：“陈墨生现在干什么呢？”
第19章 庙儿沟
1984年，北京，烟袋胡同。
贺守山在床上醒来，床上只有他一个人，陈墨生不见了。
院子里，杨大伯和杨大婶两口子也已经起床，正在吃早饭。杨大婶一边喝汤，一边问：“那个陕西的，他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杨大伯摇摇头，低声说：“闹不好是脑子的问题。”
杨大婶又私私窃窃地问他：“你昨晚在他门口，真听见他在哭啊？”
杨大伯吃的豆腐脑，说：“是啊，一边哭一边说话，就是听不清说的什么。”
“昨晚在铺子里吃饭的时候就这样，一个人点那么多菜，坐在那也是又说又笑自言自语，问我要两只酒杯，还把酒往地上倒。”
杨大婶：“昨晚回来后，我也在窗外听见他自言自语，弄不好真是脑子有问题，唉……”
吃完饭，她把桌上收拾了一下，就出门了，去火车站方向揽客。关门时，门轴转动拖出长长的唱腔。
贺守山坐在床上，看着狼藉的桌面，两只空酒杯放在上面，被阳光照得反射出刺眼的光。
这是1984年的阳光。
这一年，柏林墙尚未坍塌，非洲大饥荒持续恶化，英国煤矿工人大罢工，苏联十月大阅兵，成了解体前最后的辉煌。
这一年，中国成功发射东方红二号卫星，五星红旗首次插上南极，许海峰在洛杉矶奥运会上为中国斩获首枚奥运金牌，张明敏演唱的《我的中国心》传遍全国。
1984年的地球上发生了好多事，中国处于腾飞的预备阶段，到处都是欣欣向荣的激昂气象。
而对于这一切，对于这个近乎崭新的世界发生的一切，陈墨生再也没有机会知晓。
全聚德的包厢。
贺守山：“陈墨生现在在干什么呢？”
李俊英怔住地看着贺守山，凄然道：“你不知道吗？墨生已经死了，死在纽约。”
陈墨生在纽约的十几年，长期笔耕不辍，始终致力于向世界介绍中国文学，最后因长期伏案写作积劳成疾，三年前在寓所溘然长逝。
他死后，友人整理他的遗物，发现了一份手稿，不忍其被埋没，联系出版社出版了，书名叫《庙儿沟》。
李俊英他们知道这个消息后，把当年知青中还在北京的都叫出来聚了聚，算是陈墨生的追思会。
如今大家都有了自己的家庭事业，散落在社会各阶层，共同话题其实不多，但只要提起插队时光，就有说不完的话。在大学当教授的不文气了，坐机关的也不端着了，或坐或卧，就像又回到了庙儿沟那口窑洞。
刻骨铭心的一段记忆，总会在某个时候翻江倒海，冲破理智的长堤，在岁月里泛滥成灾。
他们说到陈墨生，谈到他的英年早逝，谈到他遗作中那个秘而不宣的爱人。
他们从回忆去找那人的线索，竟都不知道那是谁，记忆中陈墨生从没有和哪个女知青或者村子里的姑娘走得近。
于是他们认为，那只是陈墨生在那段贫苦岁月中的浪漫幻想，是他作为作家的虚构本领，是他重病弥留之际进入了虚实难辨的含混珍域。
大家都为陈墨生的死感到难过，说他还那么年轻，不到四十岁就死了。
当时李俊英喝着酒，觉得这事儿真奇怪。
不到四十如果死了，别人会说你还那么年轻。可如果还活着，别人会说你已经不年轻了。
早就不年轻了，他们这代人被时代的洪流裹挟，大半生全消耗在无谓的动荡和困顿中。如今人到中年，谈起过去只剩无尽的感慨。
只有那片黄土高坡万年不变，看什么都淡然。不知道它还记不记得十多年前，曾有一群青年闹哄哄地来过，在它那里奉献了自己最宝贵的青春岁月。
贺守山也读了《庙儿沟》，他认识的字不多，明霞在旁边就问明霞，明霞不在家自己查字典，居然也读完了。他知道陈墨生写的那个人是自己，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国内出版社用的是“她”。
人无法幻想出认知以外的事物，他幻想中和陈墨生的交谈，素材都来自这本书。
书中有一个词让贺守山觉得很陌生，他问明霞：“地铁是个啥？”
明霞：“地铁就是地下铁路嘛，就是，就是火车在地底下跑嘛。”
1984年9月，北京开放了地铁2号线，全长23公里。
其实北京在1965年就有了地铁，不过那时地铁还是战备工程，不是公共交通。
直到2号线开放，北京人也没用把地铁当公共交通。大家出行都骑自行车，街上私家车极少，公交从不堵车，票价昂贵的地铁并不是人们的出行选择，更像是景点供人体验。
贺守山买了票，也坐了一回地铁，他真的想不明白火车为什么能在地底下跑。直到他坐在座位上，听着地铁运行的咣当声响。想着陈墨生，也曾这样在地球另一端的地下穿行。
地铁飞驰带出呼啸的风，像一声隐于黑暗的绵长叹息，贺守山突然忍不住哭了起来。
陈墨生，这一辈子怎么这么难啊……
贺守山这趟来北京确实是办护照，他记不清这是第几次来北京申请护照，每次都被拒绝。这时候出国的人只有两个原因，留学和公干，资料复杂，手续繁琐。
他想去美国，其实几乎算是一个天方夜谭般的臆想。